《新民丛报》：影响一代人的期刊——兼谈梁启超的编刊思想和艺术 | 陈江 | 自由微信

《新民丛报》：影响一代人的期刊——兼谈梁启超的编刊思想和艺术 | 陈江

陈江古逸英华 2019-06-13

《新民丛报》的宗旨有三条：1.“本报取《大学》新民之义，以为欲维新吾国，当先维新吾民。中国所以不振，由于国民公德缺乏，智慧不开，故本报专为此病而药治之”；2.“本报以教育为主脑，以政论为附从“；3.“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，一以国民公益为目的”，“不为灌夫骂座之语，以败坏中国者，咎非专在一人也。不为危险激烈之言，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。”

《新民丛报》（全14册）

作者：梁启超

出版社：中华书局

书号：9787101052244

定价：4800元

版次：1-1

装帧：精装

一

《新民丛报》是梁启超从事编辑生涯后主编的第三种杂志，一出版立刻风行海内外，常常再版和被翻印，一般销数均在一万份左右( 这在1902年是一个了不起的发行数)，好评如潮。且看梁启超自己的估价： “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，为《新民丛报》《新小说》等诸杂志，畅其旨义，国人竞喜读之，清廷虽严禁不能遏。每一册出，内地翻刻本辄十数。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，颇蒙其影响。”(《清代学术概论》) 这里，梁启超并没有自吹自夸，事情确实如此。

再看看各个时期的著名学者对《新民丛报》的评价。梁启超的同时代人黄遵宪说：“《清议报》胜《时务报》远矣，今之《新民丛报》又胜《清议报》百倍矣。惊心动魄，一字千金，人人笔下所无，却为人人意中所有，虽铁石人亦应感动，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，无过于此者矣。”（光绪二十八年—— 1902年——四月《致饮冰主人书》)

二十年代，胡适说：“廿五年来，只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，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时代。一是《时务报》，一是《新民丛报》，一是《新青年》，而《民报》与《甲寅》还算不上。”(致高一涵等四人关于《努力周刊》的停刊信，1923年10月9日) 按: 胡文此处所指的《甲寅》，是指《甲寅》月刊，并非是二十年代在北京出版的反对白话文的《甲寅》周刊。

当代学者戴文葆说:“戊戌维新失败后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，广泛阅读日文书刊报纸，接受福泽谕吉、加滕弘之等的影响，吸收明治时期新文化，将当时在日本最流行的西方近代学术思潮，通过他主编的《新民丛报》，热情奔放地转输到国内，对中国传统文化痛加批判，形成对思想界的强大冲击，唤起许多知识青年‘作新民’的觉悟，投身到时代的新潮中去。” ( 《寻觅与审视》，中国华侨出版公司版第325 页)这三位不同时代的学者都对《新民丛报》评价极高，而黄遵宪似乎更偏重于文字的魅力，胡适从总体上作出评估，戴文葆则正确地具体指出了《新民丛报》风行一时的价值所在。

二

戊戌政变以后，梁启超逃亡到了日本，在旅日华侨的资助之下，于1898年12月23日创刊了旬刊《清议报》，到1901年12月因社址失火而终刊，历时三年，恰好出满一百期。不久，梁启超于1902年2月8日创刊了《新民丛报》，1907于年1月终刊，前后历时近六年。《新民丛报》为半月刊（但一年多后常常脱期) ，开本等同于今天的三十二开，每期近六万字，比《时务报》《清议报》的字数都要多出一倍。

《新民丛报》的宗旨有三条：1.“本报取《大学》新民之义，以为欲维新吾国，当先维新吾民。中国所以不振，由于国民公德缺乏，智慧不开，故本报专为此病而药治之”；2.“本报以教育为主脑，以政论为附从“；3.“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，一以国民公益为目的”，“不为灌夫骂座之语，以败坏中国者，咎非专在一人也。不为危险激烈之言，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。”这三条宗旨，是梁启超到了日本三年多的时间中，经历思想的裂变而作出的。

梁启超先生

1898年12月，当梁启超创刊《清议报》的时候，距戊戌政变发生不久。六君子死难，康有为和梁启超死里逃生，爱国的忧患意识和亲友的鲜血，以及个人的遭遇，都促使他们要把政变的详情向天下公布，并总结教训。因此，《清议报》创刊初期，梁启超在刊物上除了发表六君子的传记和他们的诗文遗作之外，集中精力撰述了《戊戌政变记》《论戊戌八月之变乃废立而非训政》《论皇上舍位忘身而变法》等文，在这些文章中对慈禧、荣禄等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，大声疾呼兴师勤王讨贼，拥护光绪复位。其后，起义勤王的自立军被张之洞镇压，唐才常等人遭杀害，梁启超又对张之洞进行猛烈的抨击。到了创办《新民丛报》的时候，梁启超认为中国首要的任务是“维新吾民”，决定“不为灌夫骂座之语”，不再对慈禧等人抨击。可是，却仍然坚持攻击革命派。

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到日本以后，那时孙中山也在日本，曾派人与康有为联系，商谈合作，进行革命。孙中山满腔热情，康有为却既心存偏见，态度也极傲慢，断然拒绝。不仅如此，梁启超还在《清议报》上常常敲打革命派，攻击革命派的激烈言行会导致中国大乱，促使列强乘机瓜分中国。康梁的政治主张是：先强调“尊皇“，以后又主张君主立宪。从《清议报》到《新民丛报》，梁启超一直敲打着革命派，后者非常气愤，所以，当1905年1月革命派的《民报》创刊以后，立即对康梁的立宪派进行还击，这就发生了我国近代期刊史上的第一次大论战。这场论战的规模极为广泛，在日本，几乎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卷了进去，阵线分明；在国内也有反映，革命派和立先派的期刊壁垒森严。从1905年年底到1907年年底，双方的论战持续了二年。由于清政府并不打算真正实行“新政”，它宣布的“预备立宪”只是一场骗局，它的虚伪性使原来拥护君主立宪的人都转而倾向革命，梁启超愈来愈感到论战不利，形势不可逆转，就在1906年7月的《新民丛报》的第83期上发表《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》，向革命派求和，这次却遭到革命派断然拒绝。由于革命学说已经深入人心，拥护立宪派的人纷纷转向，《新民丛报》的发行数一落千丈，经济发生困难。稿源也奇缺，《新民丛报》被认为是清政府的“御用新闻”，撰述者转向别的杂志投稿。梁启超被视作清政府的“弄臣”，斥为“文妖”。他灰心丧气，在1907年11月出版第96期以后(《新民丛报》在1904年2月以后，经常延期出版，因而近六年中出版不到百期) ，就借口《新民丛报》的上海分社失火而把这个刊物停刊了。

三

《新民丛报》后期虽然在与《民报》的论战中日薄西山，成为一名苟延残喘的侏儒，但它的前期是一位虎虎有生气的巨人，把海内外的广大知识青年吸引到自己的周围。梁启超虽然在论战中失利，被斥为“清政府的弄臣”“文妖”，但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，否定他在思想启蒙方面的巨大功绩。在《民报》出版以前，梁启超主编的三份期刊《时务报》《清议报》《新民丛报》，都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巨大冲击，对知识分子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发生巨大影响，是当时最为读者喜爱的期刊，没有别的刊物可以与之相比。在近代史上，康梁等维新人士(后来是立宪派) 在“开发民智”，宣传“西学"方面的工作. 远比革命派做得多。

从维新运动开始，康梁等维新人士始终主张“去塞求通”、“广开民智”、宣传“西学”作为富国强民之道。梁启超主编的从《时务报》到《新民丛报》，也始终贯穿着这一条主线，而且随着梁启超本人对“西学”修养的加深，在刊物上的宣传也更加深入与系统。戊戌政变以后，梁启超到了日本，他通过学习日文，广泛涉猎了西方从古代到近代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，收获很大，思想境界登上一个新台阶。他这样描述涉猎所得：“畴昔所未见之书，纷触于目；畴昔所未穷之理，腾跃于脑。如幽室见日，枯腹得酒，沽沽自喜，而不敢自私。(《论学日文之有益》) 怎样不“自私”呢? 他就在《清议报》上传播：“读东西诸硕学之书，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。”(《本馆——按指《清议报》——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》) 在《清议报》失火停刊以后，梁启超于《新民丛报》上更加热情、更加系统地传播西方的学术思想，所以黄遵宪说：“《清议报》胜《时务报》远矣，今之《新民丛报》又胜《清议报》百倍矣。”而梁启超回顾自己当年在《时务报》上所写的东西，觉得很不满意，十分肤浅：“今日检阅其旧论，辄欲作呕；覆勘其体例，未尝不汗流侠背也… … 。而举国士夫，乃啧啧然目之曰: 此新说也，此名著也，呜呼，伤哉！“( 同上引《清议报》第一百册祝辞)

在《新民丛报》的创刊号上，梁启超开始发表他的论文《新民说》，这是一篇脍炙人口，影响巨大的文字。全文十一万字，共二十节，从1902年2月份创刊号开始刊登，持续到1905年刊完。这二十节的篇目如下: 《叙论》《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》《释新民之义》《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》《论公德》《论国家思想》《论进取冒险》《论权利思想》《论自由》《论自治》《论进步》《论自尊》《论合群》《论生利分利》《论毅力》《论义务思想》《论尚武》《论私德》《论政治能力》《论民气》。过去，维新人士鼓吹的“广开民智”，这是一个显得笼统和一般化的目标；现在，梁启超号召作一名“新民”，论述作一名“新民”，而需要达到的方方面面，这就比较切实和具体。在《新民说》中，梁启超对西方的自由、自治、平等、权利、义务、国家等的思想观念作了广泛的介绍，他号召青年知识分子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，批判封建主义的专制和奴性。不做封建社会的“顺民”，要做具有近代思想的新民。

梁启超在《新民丛报》上，除连载他的《新民说》以外，还用大量篇幅直接介绍西方的哲学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说，以及著名的几百名历史人物。这一大批文章包括《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》《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》《新派生物学家小史》《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》《亚里斯多德之政治学说》《意大利建国三杰传》《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》《政治学学理摭言》《格致学沿革考略》《地理与文明之关系》，等等。《新民丛报》对“西学”的大量热情输入，集中在1902年和1903年之初。1903年2月以后，梁启超去美洲游历，到11月才返回日本。游历期间，梁启超无法兼顾编务，也无暇执笔著述，由蒋智由担任主编。回来以后，《新民丛报》在宣传“西学” 方面篇幅减少，甚至刊物常常不能按期出版，常常以二期或三期的合刊方式出版，它已经失去生气，走下坡路了。

除了宣传“西学”，输入西方的新文化、新思想、新观念，让新鲜空气吹进长期封闭的封建帝国以外，对传统旧文化的批判，也是梁启超编辑从《时务报》到《新民丛报》的主导思想。如果说，在《时务报》时代，梁启超的笔触主要针对科举制度和批判洋务派等具体问题上，那么到了《新民丛报》时代，就深入到封建社会的思想本质，触及数千年来束缚人们思想的“孔学”了。

康有为与梁启超并称为康梁，但两人的思想在不少方面并不一致，梁启超就一度主张革命，“复办一《新小说报》，专欲鼓吹革命。”(《1912年《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》) 对于儒家学说，他与康有为的态度也大不相同，他不赞成康有为大力提倡“孔教”。他在1902年写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说：“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，莫急于以学说变其思想(欧洲之兴全在于此) ，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。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，而更提倡保之，是北行南辕也。… … 思想不自由，民智更无进步之望矣。”梁启超又在一篇文章中说：我中国学界之光明，人物之伟大，莫盛于战国，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。”(《论保教非所以尊孔论》)他指出秦始皇焚百家之语，而思想窒息；汉武帝独尊儒术，思想又遭窒息，自兹以来，已经二千多年了，他坚决主张解放思想。梁启超对儒家学说的种种评估，成为十多年后五四时代“打倒孔家店” 的先导。

这样，梁启超在《新民丛报》的“破旧立新”——破传统旧文化，立西方新思想——在中国思想界刮起一阵飓风，影响之大，他自己也出乎意外。包括后来成为著名思想家、政治家和其他著名人物在内的一大批人都爱读《新民丛报》，例如，吴玉章在《回忆录》中说：1902年，我又到威远继续求学。这时，《新民丛报》《新小说》都已出版，我非常爱读它们。”(第15页) 又例如，一位鲁迅研究专家说“鲁迅的《斯巴达之魂》不仅立意上受到梁启超的启发，文中的一些佳句也与(梁著)《斯巴达小志》相类”；“鲁迅青年时期爱读《新民丛报》，十分欣赏梁启超’笔锋常带感情’的文风。” ( 陈漱渝:《<斯巴达之魂>与梁启超》，《鲁迅研究月刊》1993年第10 期)

梁启超是一位传媒的天才，他能充分发挥文字的力量来打动读者。黄遵宪赞扬《新民丛报》文字的信，我们在本文开头已经读到。梁启超自己也有一段评语：为文“务为平易畅达，时杂以俚语、韵语及外国语法，纵笔所至不检束，学者竞效之，号新文体。老辈则痛恨，诋为野狐。然其文条理明晰，笔锋常带情感，对于读者，别有一种魔力焉。”(《清代学术概论》) 后人对他自己的估价一致肯定，并认为他是我国报章文学(或新闻文学) 的先驱者。

在刊物的编排上，梁启超也充分发挥他的创造性。他在《新民丛报》创刊的第一年内先后开辟了二十四个栏目，如《论说》《学说》《时局》《史传》《教育》《学术》《小说》《名家谈丛》《国闻短评》《海外汇报》《海外奇谈》《绍介名著》《新知识之杂货店》等，每期保持十至十五个栏目。文章长短搭配，软性硬性兼有。所有栏目都为贯彻他的编辑思想——为输入“西学”服务，比如他在《史传》栏内发表《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》，而在《小说》栏内连载《十五小豪杰》《新罗马传奇》等作品。《新民丛报》这种栏目多样、内容包罗万象而又服务于主要编辑思想的编排格局，从1903年起在日本逐渐形成留学生办刊热潮中出现的刊物，如《湖北学生界》《浙江潮》等等，莫不受其影响。那时，留日中国学生办的刊物，都开辟多种栏目，构成真正的、名副其实的“杂志”，并且成为辛亥革命时期时事政治类刊物的特色。再上溯到《时务报》，它也是一本以时事政治为主，包括知识小品，人物传记、文艺等内容的综合性刊物。梁启超说，《时务报》出版“尔后一年间，沿海各都会，继轨而作者，风起云涌，骤十余家，大率面目体裁，悉仿《时务报》，若唯恐其不肖者然。”( 同前引《清议报》第一百册祝辞)。这就是说: 这些后出的杂志，其栏目设置、开本、编排格式全都极力模仿《时务报》，《时务报》为它们提供了一个模式。时至今日，时事政治刊物常常是综合性的，常常配有知识小品、文艺、通讯等栏目，这样一种编排，其源盖出于《时务报》，这当然不是它的复制，而是它的发展与完善。

(作者单位: 商务印书馆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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